乡村建设最真切的目的是乡村价值的重新寻找

发布时间:2017-01-12 14:04:00 来源:博客 作者:佚名

决定做这个选题,某种程度上也像历次“乡村运动”一样,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丰富“下乡”经验的同事告诫我们:“农村可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读懂了农村,就读懂了中国。你们想想毛泽东。”

不过,我们还是难以抵挡好奇心的驱使:在“乡村运动”中断30年之后,为什么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一代人会不会重蹈先行者的覆辙?在城乡关系依旧紧张的今天,在乡村建设一边倒的利益诉求下,还有多少改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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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运动伴随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总结:“五四”运动先驱们的“新村运动”是第一代,三十年代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第二代,四十年代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下乡运动是第三代,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第四代,“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第五代。但是,几乎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与前一代人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追溯这一精神谱系的源头,要回到20世纪初。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指出,自1850年始,东亚是“被拖到世界和世界史中去的”,而这一“世界”,是以西方和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作家梁鸿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接受这一世界史的过程中开始了对本国现代性的思考:当中国和西方被置于同一空间时,“农业的、儒家的、专制的、技术落后的”中国自然落后于“工业的、宗教的、民主的、技术发达的”的西方。因此,在“现代化”的视野中,乡土中国始终是异质性的,是与工业文明二元对立的。在此后“被改造”的过程中,“乡土”一直与“现代性”融合、排斥、纠缠,但也在逐渐深入的渗透过程中,它们各自顽固地呈现出自己的根性。以此为起点,也可以反思为什么近百年来“到农村去”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心结,又为什么每一次对于乡村的想象与构建都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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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最为风起云涌的时期,就有人放出了悲观的论调:“在这种农村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这个不合时宜的人是社会学家吴景超,他在当时关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争论中站在了梁漱溟的对立面:梁漱溟主张“农业立国”,“从农业引发工业”,吴景超则主张“工业立国”,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少,应该优先工业化,“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显然,此后被纳入“现代化”路径中的乡村无奈地服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加剧,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村向城市,延续了几代的“到农村去”运动也就此中断了。梁鸿指出,此前即使经历了将近一百年的“批判”和“质疑”,乡土内部的道德结构和文化原型仍然保持着一种均衡性和神圣化的意味,但在最近三十年的经济驱动力下,整个乡村都被摧枯拉朽般地摧毁,这种摧毁不只是乡土中国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举摧毁了整个民族原有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老文明的创造力,中国乡村和传统文明所具有的容纳力和包容性,它对美的感受,它的宽阔,因为与政治、与天地之间复杂混合而产生的思想、哲学观和世界观都被抛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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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一轮的“乡建”热潮,可以看作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扩张之后,对乡土价值的重新寻找。与历次乡村运动不同的是,乡建者们很大程度上开始抛弃以往对现代性的追求,形成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乡村主义”——重新思考乡土,思考农业文明,乡村不再只是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是亟待被寻回的精神根源。

当我们谈论“乡愁”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具体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也是如此。到底是为了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还是为了改变乡村凋敝的现实?——是解决村里人的“城愁”,还是解决城市人的“乡愁”?这是一个分野。但是有的时候,这条界限也很难划得那么清晰。从这一轮乡村建设的驱动力来看,乡村只有在后工业社会里找到与现代人生活的联系,先存活下来,才能回头去寻找农业文明的精神价值。

我们选择了三个不同地域的乡村去调查,对应着三种差异颇大的乡村建设类型:河南郝堂,坐落在大别山的怀抱里,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中国乡村,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这里开展内置金融实验,后来画家出身的乡建者孙君以环境治理为切入点,带动生态经济,激发了村庄的内生动力;贵州茅贡,蕴含着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但因地理位置偏远被埋没已久,艺术家们试图通过艺术介入和文化整理,唤醒乡民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心;浙江莫干山,因为身处长三角的历史地理优势,自发形成了民宿产业,也是目前资本涌动的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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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方面看,目前城乡之间的各种通道——资金、人才、消费,甚至生态的通道,都是断裂的。乡建的概念如火如荼,但是真正进入的还是小众——设计师、学者、文化人,大多是凭一股“情怀”。乡村需要情怀,但是单凭情怀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转化为商业模式,打通城乡断裂的通道。比如现在如火如荼的“民宿”,就是一个撬动的支点——无论是农业、乡村旅游、文化创意,都可以从民宿入手。将几间农民房改成酒店,就有可能创造一个停留的空间,解决就业,改变乡村的风貌。再往前走,乡村的整体复兴,则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我们也去到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实地采访,它被公认为是乡村复兴的理想模式,但越后妻有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我们民宿热的兴起也就几年时间,不能指望立竿见影。

最终,我们也没有给出一幅明确的乡村未来图景。或许这就是目前的乡村运动现实:大家都满腔热血地进入,试图从不同的路径打开城乡之间的通道——每一条路径都很艰难,每一条路径也都蕴含着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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