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郭凡生提起周其仁、张维迎等经济学学者仍然是以“同行”自居：“我和老张都是从体改所出来的。”的确，他和张维迎曾经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下称“体改所”)的同事，而和周其仁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同级同学。
十多年过去了，张维迎现在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其仁也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而郭凡生的名片上则不再有“教授”、“研究员”的字样，取而代之的是“慧聪国际(香港联交所创业板：08292,下称“慧聪”)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
谈及自己离开学术、下海创业的原因，郭凡生表示是“希望把学术研究的理念转化成实际运作的企业成果”。
而如今，郭凡生当年在体改所提出的“知识经济”、“劳动股份制”等想法也在慧聪身上一一变为现实。
实践理性的创业之路
1992年，在中关村的高梁路斜街，郭凡生等人用14.8万元(其中他本人出资7.4万元)成立了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而在此前的10年时间里，郭凡生一直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室、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等处工作，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在帮企业做指导和咨询的过程中，郭凡生深深体会到理论研究与市场现实的巨大差距。
为了实践自己的想法，郭凡生先后在北京科贸、中国工商经济咨询公司等三家国营企业中任副总经理等职。然而在亲力亲为之后，他发现国营企业的体制根本无法做事情。正基于此，他才产生了自己创办公司的想法。
成立慧聪后，郭凡生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立了“劳动股份制”的雏形，将“单个股东分红不超过分红额10%，股东分红不超过30%”，即“每年分红的70%作为劳动分红给职工”的规定写进了公司章程。
1999年，郭凡生对慧聪进行了第一次股份制改造，主管以上的员工员工获得买一送二的优惠机会，如高管可以花4万元，获得12万元的股份。这些股东如果在三年内就离开慧聪，公司退回其购股的钱并收回股权；如果干满三年离开，慧聪则退给其三倍的购股款并收回股权。如果他们一直做到现在，按3月4日慧聪每股1.84港元的股价计算，当初投资4万元人民币的人就拥有了220多万港元。
而“知识经济”的理念也已经被郭凡生贯彻到慧聪的企业文化中。创业初期，郭凡生以投稿的方式在《首都经济信息报》和《计算机世界》开辟了家电和计算机产品报价栏目，后来开始油印小16开本《中国商情快报.家用电器》，面向北京家电商场发行。这就是慧聪商情的前身。
在当时中关村许多商家眼中，这是一种最不入流的做法，有一次郭凡生甚至被客户赶了出来。但在信息披露、竞争透明化的压力下，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了这种方式。
现在，慧聪每月出版的行业商情杂志已经达到57种，而由其开创的商情分类广告也已经成为国内平面媒体普遍采取的广告形式。
